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来，中国的音乐创作与其他所有文化、艺术领域一道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日前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、博导杨燕迪做客上图讲座，梳理中国歌剧创作40年来的发展脉络，从中观察时代思潮的变迁、音乐观念的更新与艺术家的创造。
歌剧《雷雨》剧照（本报资料照片）
两个高潮
“万口传唱《北风吹》，处处皆闻《洪湖水》。哪个不知《刘三姐》，谁家不哼《红梅赞》。”短短几句话，描述了中国歌剧曾有的家喻户晓与深入人心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歌剧出现两个发展高潮。第一阶段从《白毛女》这是中国歌剧的红色经典期，以鲜活的民歌性与戏曲化旋律、强烈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内容为主要特征，涌现了一批以“一白一黑”（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）、“一湖一江”（《洪湖赤卫队》《江姐》）为代表的经典作品。
第一阶段，歌剧事业遭到重创，基本停滞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通道逐渐打开，多元思潮涌入，歌剧与其他文艺样式一道，步入多样化的发展时期，进入新一轮高潮。题材的单一性被超越：除革命历史题材之外，其他的历史题材、神话题材、民间故事题材，乃至日常生活的题材，都进入了创作范畴；歌剧样式也趋于多样：除大型严肃歌剧外，出现了轻歌剧、喜歌剧、先锋歌剧，以及音乐剧。
据杨燕迪估计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国的歌剧创作总量应有几百部之多。“其中，最受关注、公认成就最高的，是那些根据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的歌剧，比如《伤逝》《雷雨》《原野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狂人日记》《骆驼祥子》等。”
文学名著对歌剧的滋养，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无数例证。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故事生动、人物丰满，有着扎实丰厚的内涵和思想，为歌剧提供了进一步发挥和展现的基础，又有较高的知名度，因而改编成歌剧的成功率较高。
而在杨燕迪看来，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歌剧的普遍成功，更有其时代因素与思想背景。
“1978年之后，文学的复苏和觉醒走在了时代的前列，也深深地影响了音乐界。尤其是对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人性关注，成为了人们反思的出发点。而20世纪‘五四’以来的中国新文学，对数千年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这种对‘人’的质问和发现，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性复苏形成了同构，这就引发了中国歌剧界对现当代文学的必然关注。”
歌剧《骆驼祥子》剧照（新华社图）
借鉴吸纳
1978年之后，随着国门的打开，西方经典歌剧在中国的演出日益频繁，直至今天，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歌剧舞台之一。当现场观赏西方经典剧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时，创作者对歌剧这一“声乐作品的最高形态”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和贴近，更进一步掌握和理解歌剧的本质特点及其创作规律。
1981年，歌剧《伤逝》首演，其作曲为施光南。施光南擅长创作旋律优美的歌曲，谱写的 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，唱出了时代心声，堪称“改革开放的音乐符号”。在基于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《伤逝》中，生活于上世纪20年代的男女主人公相识、相恋，但由于刚刚脱离了旧时代进入新时代，找不到生活的依托，互生怨尤，感情破裂。而这部歌剧的适时出现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寻和迷茫，以及整个社会对人性的思考状态。
“整部歌剧中没有复杂、曲折的冲突，较为内省和抒情，发挥了作曲家的特长，是一部值得更多重视的作品。”杨燕迪说。
1987年，话剧《原野》被搬上歌剧舞台。与《伤逝》不同，《原野》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，复仇、欲望、爱恋交织，对人性进行了多维开掘，张力非凡。在音乐处理上，作曲家金湘更注重结构的连贯性，采用主导动机元素进行贯通，咏叹调的性格刻画功能得到发挥，也充分重视了重唱的作用，恰当运用了多调性等现代音乐技术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。这样一部“洋派”的歌剧，听觉上并不十分悦耳，对普通观众而言，有一定接受难度。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型正歌剧中最杰出的剧作之一。
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，由曹禺的另一部杰作改编的歌剧《雷雨》问世，由上海歌剧院制作推出。作曲家莫凡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校友，不仅谱写了全剧音乐，而且亲自对文学脚本进行了改编。歌剧以繁漪、周萍、周朴园为核心人物，四凤、周冲、鲁妈为主要配角，着重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。由于脚本与音乐的协调性较好，为音乐的展开和抒发创造了条件。作曲家也熟练运用了大量的重唱、合唱。比如，全剧尾声时，周朴园逼迫周萍跪下认自己的生母，剧情达到了最高潮。此时，动作停顿，音乐得以施展。六个主要人物的一段六重唱，深入刻画了各自的内心冲突，加上合唱的衬托，非常富有舞台效果，是十分地道的歌剧处理。
多元探索
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歌剧创作，最为可贵之处便是探索的多元化。除了吸收传统经典歌剧的手法和样式，不能忽略的还有另一个走向，那就是深入借鉴传统戏曲的唱腔、板式，延续和发展民族性的歌剧。”杨燕迪指出。
在这方面，王祖皆、张卓娅的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堪称代表。这部基于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，人物生动、故事曲折，节奏推进快。在音乐处理上，王祖皆、张卓娅这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夫妻档作曲家，接续了《江姐》等剧作的民族歌剧的旋律特点，采用较为复杂的旋法展开，在板式多变、动听悦耳的基础上加强了戏剧性。与之前的民族歌剧相比，这部作品更为雕琢，更加复杂、专业，堪称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歌剧中的优秀之作。
除了继承近代以来的民族歌剧传统，还有一些作曲家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探索更加激进而靠近国际潮流的新潮实验作品。比如，第五代作曲家代表之一郭文景。
郭文景创作面很宽，称得上是“技术装备最完整”的作曲家之一。歌剧作品有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夜宴》、《骆驼祥子》等。他的歌剧取材往往有明确的人文旨趣，表达了作曲家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。
《狂人日记》为中国先锋歌剧的代表，1994年首演于荷兰阿姆斯特丹，是第一部让外国人唱中文的歌剧，由曾力、郭文景编剧，在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中，又加入了小说《药》及散文集《野草》中的一些情节。歌剧以近乎表现主义的手法，反映了“狂人”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格扭曲和心理恐惧，音乐手法极为激进，启用了无调性“旋律”，听上去并不悦耳。同时，作曲家还吸收了中国诗歌吟诵和戏曲的手法，并以各类反常的中西乐器法配置来渲染荒诞的气氛，创造出了这部虽然小众，但仍然十分优秀的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。
中西融合
从40年来中国歌剧的多维探索可以看出，中国歌剧的发展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。对于中国歌剧来说，面临的是如何协调中西、雅俗、戏曲与音乐、旋律美与戏剧性的艰难课题。“而且，由于中国的戏曲传统，国人偏好旋律的听觉习惯等因素，这种协调的难度就更大了。”
也正因为此，当全面融合中国元素和西方技法的优秀歌剧一旦问世时，音乐界的“格外惊喜”也在意料之中了。
由郭文景作曲的《骆驼祥子》于2015年首演后，便受到了杨燕迪的高度评价：“作曲家大量使用了北京的地方音调，如京韵大鼓等，又有专业性的乐队处理和精彩的合唱、重唱等。风格上照顾听众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，是中国歌剧的又一个里程碑。”
全剧开场，即是一幅展现老北京风俗的生动画卷。在乐队短促动机的渲染下，祥子正为新买的拉车赞叹，合唱帮衬，丰满、多维的音乐构思，多调性与京味音乐材料的综合，十分谐和。全剧尾声时，对生活充满憧憬的祥子备受凌辱，先后经历虎妞、小福子之死，彻底失去了希望。此时，总结全剧的“北京城合唱”响起，仿佛站在北京城的巍峨城墙上俯视芸芸众生，气势浑厚苍凉，在杨燕迪看来“堪称伟大”。
“改革开放40年来，虽然没有出现影响力能与之前红色经典媲美的剧作，但确实涌现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优秀作品。”杨燕迪如此总结。而展望未来，立足本土、放眼世界的中国歌剧，更应当以中国人的独特方式讲述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中国故事，“在全球歌剧创作略显疲软的当下，给世界范围的歌剧以新的刺激和动能”。